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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美国哈特福德建成了留学事务所的永久性办公场所。留学事务所虽已在美设立，但派留学生一事，仍不时遭到守旧势力的种种非难和打击，曾先后担任留学事务所第、任监督的陈兰彬、吴子登便是其代表。年吴子登赴美，被认为是“留学界之大敌至矣”。吴子登与陈兰彬均出身于翰林，吴子登虽号称“精研数理，博通中西”，但实际只限于西学之皮毛，对留学教育“素目为离经叛道之举”，出任监督后“尤思破坏，不遗余力”。至于首任监督陈兰彬也是“平素对于留学事务所，感情极恶，即彼身所曾任之监督职务，亦久存厌恶之心”，“对于外国教育之观念，实存一极端鄙夷之思”。他升任驻美公使之后，便极力推荐吴子登这样顽固守旧的人物接替第二任监督区谔良的职务。在陈的支使下，吴子登散布种种谣言诽谤留美幼童，诬称留美幼童已全盘西化、多入耶稣教中、失去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也“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并称：“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云云”。在此关键时刻，主持洋务大政的李鸿章虽称吴子登“悉数可撤”之议，“未免近于固执”。却又首鼠两端，不给留学事务所应有的支持。时逢美国国内掀起排华浪潮，并拒绝按照《蒲安臣条约》的规定允许中国学生入西点军校肄业，留学事务所由此遇到了极大挫折。尽管容闳为保留留学事务所尽了最大努力，一些美国有识之士也纷纷致函总理衙门反对撤回留美学生。如：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及美国一批大学校长联名致书，称赞留美学生刻苦钻研，成绩极佳、言行品德令人敬佩，学期未成，中途撤回令人惋惜。但清政府仍于年月电令留美学生全部撤回。

这些懊丧回国的幼童，已有名进入美国的大学及技术学校，刚刚开始接触到工程、矿冶、造船、通讯等方面的专门训练，便被迫中断学业。幼童返国后又立刻被押送到上海一个旧楼中“禁闭起来不许外出”。此后，幼童被分发到全国各地，他们每月只有四两银子的待遇，生活十分艰难，并受到中国土大夫的杯葛和歧视，被视为“洋鬼子”和“无益于国家的人”。尽管如此，留学幼童归国后经过艰难曲折的奋斗，仍大多数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除许多人在政界、外交界及军界担任了重要职务（如：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清末外务部尚书、民国交通总长梁敦彦、海军元帅蔡廷斡）之外，在工业建设领域也发挥了骨干作用，诸如：第一批幼童中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詹天佑，回国后独立主持京张铁路的建设工程，并任此项工程的总工程师；毕业于纽约大学的吴仰曾主持开办了开平矿务，兼办京张铁路煤矿；毕业于美国矿务大学的邝荣光，后任矿政调查局华总勘矿师，并主持临城矿务，兼任工程师。他们均因杰出的成就而在年被清廷赠授进士出身。

在早期的留学教育活动中，除留美幼童得到政府的大量资助之外，福建船政学堂也分别于年、年、年，先后派出三批留学生赴英法两国学习轮船制造、驾驶、矿务、枪炮制造工艺、鱼雷、火药等知识，先后派出的学生总数达人。这些学生分别进入法国的军工厂、大学、专科学院及英国格林尼次大学修业，他们回国后大多数成为北洋水师及轮船制造业的中坚人物，如首批出洋学习制船和轮机制造的学生魏瀚、郑清濂、陈兆翱、吴德章、李寿田、杨廉臣等六人，回国后独立主持制造了开济、横海、镜清、寰泰、广甲、龙威等轮船；年被遣往德国留学的学生陈才铺，回国后也能设计图纸，主持仿制鱼雷、伏雷。这批学成归国的中国留学生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轮船制造业的技术专家，他们的学识水平和能力并不逊色于洋员，而其月薪却不及洋员的三分之一。这些归国留学生所具有的强烈爱国热情和责任感，更使他们仍抱着极大的牺牲精神投入工作。这种精神在从事海军工作的归国留学生身上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因此，尽管早期的留学教育施惠不广（合留美幼童及留欧学生人数共人），耗资颇巨（船政学堂三批留学生费资约计万两银，留美幼童约计万两银），但其远期效益和社会影响却十分广泛，其价值远非万两白银所能量及。

留日教育热潮的出现及其根源

中国对于日本教育的重视，肇始于年的甲午战争之后。在此之前，虽有少数有识之士再三提请人们注意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及其教育变革成就，但在绝大多数中国士儒的眼里，日本还只是一个东夷岛国而已，除了在正史的《东夷列传》所见到的有关日本的陈旧知识之外，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重大变化几乎懵然无知。年黄遵宪所著的《日本杂事诗》及其后不久出版的《日本国志》，年黄庆澄的《东游日记》，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考试上》以及左宗棠在更早的年奏请创办福建船政学堂折本中提出的有关日本教育的种种真知灼见，均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康有为在年月的《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追述甲午战争前后国人对于日本态度变化的过程时说：“昔在圣明御极之时（年），疏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臣在民间募开书局以译之，人皆不信，事不克成。及马江败后（年马尾海战之后），臣告长吏，开局译日本书，亦不见信。及东事既兴（年中日甲午战争），举国上下，咸昧日本，若视他星”。

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损兵丧师、割地赔款、举国悲痛，如梦初醒，对东洋小国日本刮目相看。邹容像朝野上下方才激起了了解、学习日本变法经验及教育成就的普遍热情。在此形势的推动下，年，中国驻日公使裕庚派员至上海、苏州一带招募了名学生，于当年月日抵达日本留学，揭开中国留学日本的序幕。此后的余年间，留学日本的人数急剧增长，年各种官费生、自费生人数已达余人；年增至余人，至年，已增至余人。据《日本学制五十年史》记载：中国留日学生最多时，为明治三十五年（）迄明治四十一年（）之间，人数最多的明治三十九年（），留学生人数超过人，以后虽逐年减少，但至明治四十二年（），人数仍不低于人。如此巨大的留学教育规模，是以往留美、留欧教育无法比拟的，在中国世纪中下叶至世纪初的数十年间也是绝无仅有的。

留日教育热潮的出现，除了众所周知的历史背景之外，还有诸多具体的客观原因。对此，康有为在年月的《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曾谈到学习日本的几点理由：其一，日本作为一个封闭的蕞尔小国，经过变法而骤强，其成功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其二，日本与中国语言风俗相近，国体相同，又经历了大致相同的闭关→开放→变法的过程，因而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尤其值得中国借鉴，中国通过考察日本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误弊，取其精华”，则可以尽收其利而去其害，减少中国自己变法过程中的失误。其三，由于日本大量地翻译了西方自然、社会科举的著作，考虑到中国西语人材奇缺而日中语言相近的条件，中国可以通过翻译日本译著间接了解西方学术，同时这种语言相近的条件也为中国人赴日留学提供了便利。其四，欧美以数百年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中国近采日本则可以用更短的时间，便能实现自强的目的。学习日本无疑是一最佳的捷径。

除上述四点原因之外，留学日本较留学欧美，还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路近省费，可以大批派遣。上海、天津到东京的航程，仅六七天的时间，这与府县入省会学堂、省会入京师学堂，劳逸相等。二是年《癸卯学制》的颁定及科举中额的递减直接促成了大批学子远赴东洋留学。自科举制度废除后，学校教育得到朝廷大力提倡而引起士人的普遍重视，在时人心目中出洋留学已远较在当地学堂读书地位优越。科举制度正式废除的年，成为留学日本人数最多的一年，正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心态。

除清廷的提倡外，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都十分提倡发展留学教育，尤其推崇留学日本，也是赴日留学热潮出现的重要原因。康有为变法期间曾上疏光绪皇帝，“请广译日本书，大派游学”。后期洋务派领袖人物张之洞在《劝学篇·游学》中，也大议“游学之益”，认为日本小国而暴兴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留学教育培养出了像伊藤、山县、梗本、陆奥这类主持维新大政的中坚人物，并备述留学东洋的有利条件。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正式决定选派留学生赴日本游学的首份政府文件中，也明确指出：“近年以来，日本讲求西学大著成效，又与中国近在同洲，往来甚便”。清末诸派人士之所以如此一致地推崇日本的经验，在上述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中日两国政体和文化传统的大体相同所致。这一点，在年中国驻日大使杨枢的一篇奏折中得到了精确的阐述：“中国与日本地属同洲，政体民情最为相近；若议变法之大纲，似宜仿效日本。盖法美等国皆以共和民主为政体，中国断不能仿效。而日本立国之基，实遵守夫中国先圣之道，因见列强逼处非变法无以自存，于是壹意立宪尊君权而固民志。考其立宪政体，虽取法于英德等国，然于中国先圣之道仍遵守而弗坠。是以国本不摇，有利无弊，盖日本所变者治法而非常经，与圣训正相符合”。这段议论指出了中国学习日本的热情所系，是日本变法的宗旨有助于“尊君权”、仍然遵守“中国先圣之道”，并不效仿西方的共和民主政体。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清廷积极促成在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特设法政速成科，先后选派余名官绅赴日接受培训，学习日本的政治法律。像这样大批量的官员出洋专习政法学业，在清代是绝无仅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