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七年唐太宗与秘书监魏徵讨论自古以来理政的得失于是说“现在

贞观七年，唐太宗与秘书监魏徵讨论自古以来理政的得失，于是说：“现在正值天下大乱后不久，不可以马上实行礼教治国。”魏徵回答：“我不同意皇上的这个观点。一般而言，人处于危难困窘之时，就担心死亡；担心死亡，就会思考礼教之法；思考礼教之法，就容易被教化。所以，大乱之后百姓容易接受教化，就像饥饿的人急于吃东西一样。”唐太宗说：“仁义的君主总是在治理国家百年之后，才考虑用礼教去教化凶残的人，废除杀人的刑法，实行仁政。大乱之后就实行王道，这不是为达目的而鲁莽行事吗？”魏徵说：“对于普通人是这样，对于圣哲却不同。如果是圣哲治理国家，全国上下同心同德，人民积极响应，有条不紊、不急不躁而很快就能收到成效，一个月就可以稳定局势，这不算太难，三年治理成功就算是晚的了。”唐太宗认为有道理。大臣封德彝却说：“尧舜禹之后，人心渐渐阴险狡诈，所以秦朝重用刑罚，汉代实行霸道，都是想实行礼教而未能实现，难道有谁不愿意实行礼教吗？如果像魏徵所说的那样去做，恐怕会天下大乱。”魏徵说：“三皇五帝的时候，不容易施行教化。三皇五帝只好实施他们的政策。这是因为当时的情况所致。翻看史书，就可以知道。古时候黄帝和蚩尤大战七十多回，天下混乱不堪，黄帝得胜后不久，天下又恢复了太平。九黎反叛，华夏大乱，颛顼前去征伐，平定动乱之后，百姓又很快复归宁静。夏桀暴虐，商汤讨伐，国家也是秩序井然。商纣无道，周武王讨伐，成王继承王位，又使国泰民安。如果说人心越来越阴险狡诈，不再淳朴，那么到了现在人不都成为鬼怪，再也不可以教化了吗？”一席话说得封德彝哑口无言，无法对答，但他仍然不同意魏徵的观点。唐太宗勤于政务，几年之内，天下富庶安宁，连一直与唐朝抗衡的突厥都被打败了。唐太宗于是对大臣们说：“贞观初年，大家对如何治理国家意见不一，很多人认为当时不可以实行王道仁政，只有魏徵劝我实行王道。我听取了他的意见，没过几年，就天下太平，外族臣服。突厥自古以来就是汉族政权的强敌，现在他们的酋长和带刀侍卫都来归顺，部落成员都接受了汉族的文化，穿上了汉族人的服饰。我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政绩，都是魏徵的功劳。”说到这里，唐太宗回过头来对魏徵说：“玉虽然美好，如果存在于乱石之中，不经过能工巧匠的琢磨，它跟石头是没有差别的。如果遇到了高超的工匠，那么它就可能成为万世之宝。我虽然没有什么美好的品质，但多亏你的启发劝诫，你不厌其烦地规劝我做仁义之君，开导我以德治国，使我能够取得这样的政绩，你真是一个能工巧匠啊。”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向使朕科唤不已，虽数资赏赐，亦不如不得。”魏徵对曰：“尧、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于其间矣’。今陛下如此含养，百姓可谓日用而不知。”又奏称：“晋文公出田，逐兽于砀，入大泽，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渔者，文公谓曰：‘我，若君也，道将安出？我且厚赐若。’渔者曰：‘臣愿有献。’文公曰：‘出泽而受之。’于是送出泽。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愿受之。’渔者曰：‘鸿鹄保河海，厌而徙之小泽，则有矰丸之忧。鼋鼍保深渊，厌而出之浅渚，必有钓射之忧。今君出兽砀，入至此，何行之太远也？’文公曰：‘善哉！’谓从者记渔者名。渔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礼于诸侯，内逆民心，一国流亡，渔者虽有厚赐，不得保也。’遂辞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隋朝的时候，老百姓即使拥有财物，但怎能保得住呢？自从我得到天下以来，一心一意地体恤百姓，没有什么差役摊派，每个人都能维持生计，守住自己的钱财，这些都是我赐予他们的。要是我不停地加收各种赋税，即使多次赏赐资助他们，也不如不这样做。”魏徵听了，回答说：“尧、舜在世的时候，百姓会对尧或舜说：‘我靠种庄稼获得食物，打井取得泉水。’百姓们丰衣足食，自在快乐，尚可能对尧、舜说：‘你对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呢？’现在陛下如此关爱百姓，百姓可能觉得这只是满足了日常所需而不知道您的关爱。”魏徵觉得这些话说得还不透彻、清楚，还不足以让唐太宗明白其中的道理，便又向唐太宗上奏道：“晋文公出去打猎，在砀山这个地方追赶野兽，进入了一片大的沼泽，迷失了道路，不知道该从哪儿走出去。不久发现了一个打鱼人，晋文公对打鱼人说：‘我是你的国君，这路该从哪里出去？如果你告诉我，我会重重赏赐你。’打鱼的人说：‘我有些建议想提。’晋文公说：‘走出这片沼泽再说吧。’于是打鱼的人将他送出了沼泽。晋文公说：‘你想对我提什么建议？现在说吧，我愿意听。’打鱼的人回答：‘鸿鹄要是生活在汹涌澎湃的大河海洋之上，就能保全性命；如果厌倦了而迁徙到小河周围，就会受到猎人弓箭的袭击。龟鳖只要生活在深水中，就能安然无恙；如果待腻了而跑到浅水滩，必然会受到打鱼人的威胁。现在你在砀山追捕野兽，一直追赶到了这个地方，是不是走得太远了呢？’晋文公听了，大声赞叹：‘太好了！’便命令随行的人记下打鱼人的姓名。打鱼的人说：‘你凭什么叫作国君呢？是国君就应该尊奉天地，敬祀社稷，保卫边疆，爱护百姓，减轻各种徭役赋税，我也就得到好处了。国君要是不尊天事地，不祭祀社稷之神，不巩固边防，外不结交诸侯，内又丧失民心，一旦国破家亡，我这个打鱼人，即使拥有你丰厚的赏赐，也得不到保全啊。’打鱼人于是坚决推辞，拒不接受晋文公的赏赐。”唐太宗听了魏徵的话，称赞道：“你说得太对了。”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侍臣们十分感慨地说：“以前刚平定隋朝都城的时候，宫中到处都是美女和奇珍异宝。但隋炀帝还不满足，四处征求，没有止境。再加上他生性好战，到处讨伐，使老百姓忍受不了繁重的苛捐杂税和徭役，终于导致了国家的灭亡。这些事实我都看在眼里，因此我每晚都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只想清心寡欲，使天下太平无事。所以我坚决不摊派各种徭役赋税，再加上国家年年五谷丰收，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治理国家就像栽树一样，作为关键部分的根只要牢固不动摇，那么树木自然就会长得枝叶茂盛。国君只要能节俭不贪婪，清心寡欲，百姓怎么能不安居乐业呢？”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或君乱于上，臣治于下；或臣乱于下，君治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特进魏徵对曰：“君心治，则照见下非。诛一劝百，谁敢不畏威尽力？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吴，不救其祸，败亡亦继。”太宗曰：“必如此，齐文宣昏暴，杨遵彦以正道扶之得治，何也？”徵曰：“遵彦弥缝暴主，救治苍生，才得免乱，亦甚危苦。与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谏，皆见信用，不可同年而语也。”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问侍臣：“君主昏庸，不理政务，而臣子在下面兢兢业业、料理国事，相较于臣子犯上作乱，而君主清明，两种情况相比，哪一种危害更大呢？”魏徵进谏说：“君主圣明，就能够明察秋毫，知道下面的是是非非。杀一儆百，满朝百官谁敢不服，谁敢不尽心尽力为朝廷效力呢？但是如果君主昏庸，不听忠臣的劝告，即使是百里奚在虞国、伍子胥在吴国，依然无法避免祸患，国家败亡是必然的事情。”唐太宗说：“肯定是这样，但是我看到北齐文宣帝昏庸残暴，大臣杨遵彦却能够用正确的方法匡扶朝纲，使北齐的统治得以维持，这又如何解释呢？”魏徵说：“杨遵彦遇上的是暴君，他能为天下苍生做好事、做实事，使国家幸免于难，的确显得十分艰难。这哪能与国君威严圣明，臣子敬畏守法，敢于进献忠言，君臣之间互相信任支持相提并论啊！”

贞观十九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隋文伐陈已后，心逾骄奢，自矜诸己，臣下不复敢言，政道因兹弛紊。朕自平定突厥、破高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狄远服，声教益广。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如此，庶几于时康道泰尔。”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对周围的侍臣说：“我看自古以来，那些由于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而导致亡国的君王，简直多得数不清。我姑且不说年代久远的事，像晋武帝灭掉吴国、隋文帝征服陈国之后，内心便狂妄自大，生活腐朽奢靡，处处不可一世。手下的臣子再没有谁敢进谏，于是国政因此松弛混乱。我自从平定突厥、打败高丽之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让它们一一成为我国的州县，可以说边境上的外族无不敬畏天威，我国的声威教化从此广布四海。我由此而害怕内心滋长自满情绪，常常自我告诫，要勤于朝政，废寝忘食，不敢怠慢。每天都期待有臣子大胆直谏，并且可以把它用于国家的政治教化，我要以像对待师长和朋友那样对待忠臣。如果君臣能做到这样，那么离国泰民安的日子就不远了。”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从唐太宗刚即位开始，国家接连发生旱灾霜灾，粮食的价格很高，再加上突厥的进犯骚扰，州县更加不得安宁。唐太宗为百姓忧虑，于是励精图治，提倡节俭，施恩天下。当时，从京城到河东、河南、陇西地区，饥荒更为严重，甚至到了要一匹好丝才能够买上一斗米的地步。百姓虽然四处奔走、寻找食物，但没有一个人埋怨，无不安分守己。到了贞观三年，关中一带大丰收，百姓一个个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竟然没有一个人逃散。唐太宗皇帝获得人心竟到了这种程度。加上唐太宗善于听取意见，喜欢儒家之说，真心诚意寻求有才能的人，任用选拔贤能的官吏，废除有弊端的制度，建立了许多好的制度。每处理一件事，便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使国家秩序井然。当初，唐太宗的兄弟加害于他，一同参与的达到一千多人。祸乱被平息之后，唐太宗仍然任用这些人在他周围做官，大家都心地坦荡，从不互相猜疑。当时大家对此议论纷纷，都认为唐太宗能正确处理重大的事情，很符合一个帝王的身份。唐太宗痛恨贪官污吏，有徇私舞弊、接受贿赂行为的，没有一个会得到赦免逃脱。在京城以外贪赃枉法的官员，唐太宗都会派遣专人调查情况，根据他所犯的罪行进行严厉处置。因此，贞观年间的官员大多清正廉洁，谨慎行事。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豪富商贾，都慑于皇帝的威严，一个个不敢作奸犯科，因此欺凌侵占百姓利益的事情销声匿迹。出行或做生意的人，也不会碰上小偷强盗，国家的牢房常常是空的，野外放牧的牛马不用看管，夜晚家家户户的门也不用上锁。又加上年年丰收，一斗米才卖三四文钱。外出无论是从京城到岭南岭西，还是从山东到海边，都用不着准备粮食，在路途中就可以轻易获得。在泰山周围的乡村赶路，行人经过这里，都会受到热情的款待，出发时还有东西赠送，这些事情都是亘古未有的。

《政体第二》篇可看作是《君道第一》的补充，两者构成对“贞观之治”政绩的概要说明。这一篇的内容，除补充说明诸如坚守直道、灭私徇公、日慎一日、虽休勿休、正词直谏、裨益政教、惟欲清净、改革旧弊、从谏如流等君臣应当遵守的准则以外，还着重地说明了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实现“贞观之治”，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任用魏徵并采纳了他提出的当行帝道王道的意见，即“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这样一种大胆、坚决的主张，驳斥了封德彝等人认为“人渐浇讹，不及纯朴”的观点。因而仅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就达到了“关中丰熟，咸自归乡”“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古昔未有的繁荣景象。对于“贞观之治”的出现，唐太宗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魏徵：“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朕虽无美质，为公（指魏徵）所切磋，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房玄龄，齐州临淄人也。初仕隋，为隰城尉。坐事，除名徙上郡。太宗徇地渭北，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时，贼寇每平，众人竞求金宝，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记室，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玄龄在秦府十余年，恒典管记。隐太子、巢刺王以玄龄及杜如晦为太宗所亲礼，甚恶之，谮之高祖，由是与如晦并遭驱斥。及隐太子将有变也，太宗召玄龄、如晦，令衣道士服，潜引入阁谋议。及事平，太宗入春宫，擢拜太子左庶子。贞观元年，迁中书令。三年，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封梁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既总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论者称为良相焉。十三年，加太子少师。玄龄自以一居端揆十有五年，频抗表辞位，优诏不许。十六年，进拜司空，仍总朝政，依旧监修国史。玄龄复以年老请致仕，太宗遣使谓曰：“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自知衰谢，当更奏闻。”玄龄遂止。太宗又尝追思王业之艰难，佐命之匡弼，乃作《威凤赋》以自喻，因赐玄龄，其见称类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