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太子年龄还小，没遵守法令，也是底下人纵容的，太子党显然认为根本不受新法的约束。商鞅借这个机会，向太子党开刀。这真是疯狂，太子是未来的君主，其他人巴结都还来不及，怎么敢与之作对呢？然而商鞅真的豁出去了，只要太子党屈服了，还有谁敢对新法阳奉阴违呢？

商鞅谒见秦孝公，说道：“新法得不到强有力的执行，就是因为上面的人触犯了它。太子犯法，依法应当查办，只是太子作为国家储君，不能施刑，但太傅公子虔、太师公孙贾两人，作为太子的老师，其过不可恕，请允许我将此二人法办。”

对秦孝公来说，这是考验他变法决心的时刻。

刑不上大夫，这是那个时代官场的潜规则。商鞅公然挑战权贵，挑战传统，挑战潜规则。改革进入一个关键点，能否顶住压力，变法成败在此一举。令他欣慰的是，秦孝公的支持是毫无保留的，对年轻且雄心万丈的君主，富国强兵是压倒一切的大事。为此，秦孝公不惜砸碎一切绊脚石，与一切反对者为敌。

在伟大秦孝公的支持下，嚣张的太子党遭到当头重击。太傅公子虔与太师公孙贾两人被依法惩罚，公孙贾被处以黥刑，就是在脑门上刺字，一辈子都得留下耻辱的烙印。全国震惊！谁也没想到新政府动真格的，拿权贵开刀问路。太师下场尚且如此，其他大大小小的官吏岂敢再吭一声呢？

在商鞅霹雳般的一击下，所有反对新法者噤若寒蝉，无人敢抱怨了。所有人都知道商鞅背后有国君的支持，而且是无条件的支持。固然，许多人心里怨恨商鞅，但商鞅毫不在意，我行我素，他充满使命的狂热，他才是创造历史的人，其他人只是庸庸碌碌的无名之辈。

新法推行的进程越来越顺，在短短几年里，秦国的面貌焕然一新，老百姓路不拾遗，山里没有盗贼——这是儒家一直想做却做不到的事，商鞅全做到了。他能做到，是因为手段不同，儒家强调教化之功，而商鞅则迷信强权的力量。人皆有恐惧怵惕之心，商鞅看清这点，采取恐怖、强制之手段，故而能收一时之效。当然，商鞅也明白，光以恐怖手段难以长久，怨恨久了，人心必如火山喷发。因此，还要利以诱之，只有让百姓尝到甜头，享受新法的好处，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新法带来什么好处呢？人人都丰衣足食，家家富裕，社会治安相当好。同时，私斗几乎绝迹了，国人怯于私斗，勇于为国家战斗，军队的战斗力比以前更强大了。只要秦国还能不断地从其他国家掠夺土地、财富，就可以转移百姓的注意力。当一个国家走向强大时，膨胀起来的爱国主义热情，能有效抵消对新法的抵触心理。

与变法同时进行的，是秦国一系列的军事扩张。

从秦孝公始，秦国开始崭露咄咄逼人的锋芒。

孝公元年（前361），秦军东攻魏国陕城，西伐戎人、斩獂王，亮出闪闪的刀锋。孝公三年，秦国大举进攻韩国。韩国连战连败，秦军攻到怀地（河南武陟西南），在附近筑城，作为长期威胁韩国的堡垒。孝公四年，秦军再度攻韩国，在西山战役中再创敌军。

当秦国的威胁越来越大时，三晋之间仍热衷于战争。秦孝公八年（前354），赵国发动对卫国的战争，魏国出手阻止，以十万大军包围赵国首都邯郸。魏国重兵集结于东部，西部已露出大大的空当。秦孝公绝不浪费机会，再攻河西，大败魏军于元里，斩首七千，一鼓作气夺下河西重镇少梁城。尽管河西仍未全部光复，但秦国已经获得少梁城这座桥头堡，随时可以渡过黄河进攻魏国本土。

少梁城尘埃方定，秦孝公又把战火引向韩国。秦公子壮包围焦城，初战不利，转而攻略上枳、安陵、山氏诸地，在这些地方修筑城堡。秦人的势力，已如一把尖刀，插入魏、韩交界处。

魏国运气着实差劲。北线战场与赵国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西线被秦国收复少梁城，此时齐国忽地从背后插入一把刀。齐威王围魏救赵，孙膑献计大破八万魏军于桂陵，生擒魏将庞涓。南方的楚国乘机浑水摸鱼，夺取魏国若干城池。魏国在东西南北四面受敌，狼狈不堪。

孝公十年（前352），商鞅被提拔为大良造，这也是秦国最高官职，相当于相国兼将军。